第七届全国画院美展论文 | ： “人民”在哪里？——“以人民为中心”文艺观的新思考

2022-03-18 18:43:12 来源：大河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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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在哪里?——“以人民为中心”文艺观的新思考

　　顾平

　　内容提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强调“人民”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主体地位，艺术表达要围绕“人民”而展开。“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还应凸显艺术作品对“人民性”的表达。这种“人民性”，既要从“人民”语义概念的规定性出发，结合中国道路在不同阶段的选择，整体加以观察;同时更要思考特定情境下如何通过文艺作品去塑造“人民”的主体性，这是超越赋权“人民”更具深层意义的文化作为，也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性”为“人民文艺”特质的基本保证。

　　关键词：“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文艺;人民性;文艺观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强调“人民”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主体地位，艺术表达要围绕“人民” 而展开。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文艺方针与政策，它的科学性、指导性与有效性是由中国革命历史事实所决定的，也是现代中国道路选择的必然表现。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发现“人民”、依赖“人民”、歌颂与表现“人民”虽然在各阶段呈现出些许差异，但“人民”语义概念的核心指向却从未发生过改变。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呈现，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的重要保证。重新思考“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必然要去梳理中国历史进程中对“人民”概念的认知，进而考察“人民文艺”的出现与流变，最后才能回答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文艺方针为什么要选择“以人民为中心”。对这些问题的逐一讨论，或可帮助我们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理解。

　　一、从一则“创作逸事”说起

　　“矿工组画”是著名中国画画家周思聪与卢沉创作的经典作品，属于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代表作，很多学者都曾展开过讨论。这组围绕矿工题材创作的系列作品是 20世纪卢沉、周思聪夫妇分前后两个阶段完成的。第一套大约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由卢沉、周思聪共同立意，卢沉构思并完成构图之后两人合作完成，意在通过对“矿工”工作与生活的表现，揭示旧社会矿工苦难史。周思聪曾回忆：“这套组画以《背井离乡》开始，描写农民逃荒求生，携家带口流入矿山。从第二幅《地狱之门》起，主要描写矿工们的生死搏斗，与厂主、监工、刑罚、瓦斯、饥饿、病痛等的触目惊心的搏斗，最后以《当家做主》的组画为结束”【1】。第二套“矿工组画”创作于“文革” 结束后，周思聪、卢沉重新设定了“创作意图”，他们翻检历史发现，20世纪 30年代吉林的辽源煤矿被日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他们奴役中国劳工为其开采煤炭，掠夺中国资源，这是一段鲜活的血泪史。两位艺术家触动不小，意欲围绕“矿工”题材重新构思创作，这一次他们将选择另一主题——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的血泪史作为创作表达的意图，意在唤起人们对战争带来的灾难的反思与反省，企图以自己的画笔去塑造更为感人的艺术形象，去表现人类应该追求“和平” 与“人道”的共同而永恒的主题。两套组画均以中国画水墨表现，创作意图前后虽然有别，但困难时代的真实矿工工作与生活被两位艺术家极具震撼力地表现出来，这是他们带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去体验对象后的表达，是一种真切的感受。

　　有关材料记载，两位艺术家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他们要塑造的对象，真正做到深入生活，他们来到了当年矿工劳作过的煤矿——吉林辽源煤矿，这里仍然有很多当年被奴役的矿工。他们逐一访谈、交流，收集了大量的口述文字材料;他们用真情与老人们交流，不断地促膝谈心，体验往昔的工作与生活;他们甚至深入井下，感受矿工艰辛劳动的过程，目睹那非同一般的景象。同时，他们又去祭拜了一座用矿工尸骨垒砌而成的纪念物，进一步触动自己的情感;再去当地博物馆等相关单位查阅日伪时期的信息资料与各种有价值的关联细节，从而为接下来要展开的创作提供最丰富的素材，并调动自己的情感，捕获灵感。

　　整体看这两套组画，第一套对矿工的表现，更多来源于画家对矿工生活的艰辛的同情，对旧世界对矿工职业的压榨理解;第二套，则有了一次情感的变迁与思想的跃进，进入 80年代，世界和平的外环境召唤艺术家对和平的歌颂，而日满时期的辽源煤矿正是当时战争侵略的真实写照，表现旷工更是再现过去，记住血泪史，追求和平与人道。之所以把周思聪、卢沉创作的“矿工组画”称为“创作逸事”，一是因为同一题材，他们前后两次进行了大规模创作与表现，这是不多见的一种现象;二是同是矿工题材，艺术家的创作意图的改变带来的价值指向是如此的不同，在这里艺术的“真实”更具感染力地升华了生活的真实，这是艺术家魔幻般的一种转变。这则“创作逸事”意味深长，它似乎在告诉我们，艺术创作当以真情去捕获创作意图，还要在体验中进一步升华自己的情感，强化预设的意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感受予以激活，转化的艺术形象自然具有不一样的感染力。回到我们的论题，这里的“矿工”不就是周思聪、卢沉心目中的“人民”吗?而他们要表现的矿工工作与生活，正是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这里没有任何说教，更不是什么“主题先行”;其对“人民性”的表达也没有“形而上”的大道理，全是活生生的现实;其“人民性”又如此让人触动，那是缘于艺术家的真情，更来于他们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二、对“人民”概念的认知

　　对“人民”语义的认知一直存在多种视角。最朴实的解释，认为“人民”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它是相比较它类生物体的特殊种群，类似“人类”的内涵。普通民众的认知，则来源于概念本身的历史演进与日常使用，如《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2】，这里的“人民”与“公众”意义相近。但在不同阶段因为特定需要，“人民”概念的语义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内涵，具有政治学范畴的规定性：有时它是与“敌人”相对的语词;有时它对立于“精英” 与“领导”群体;特殊需要还会被冠以“阶级”的类属，服从于某种“使命”的实现;而在和平时期， “人民”的概念又淡化了阶层和阶级属性，泛指最广大的无差别社会构成群体。

　　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人民”的概念，是我们认知“人民”的学理前提。“人民”的组合使用是它具有特定意义指向的新概念，并非“人”和“民”两个字的简单结合。在古代中国，“人” 和“民”两字一般是分开使用的，涵义也各自有别。《说文解字》：“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民，众萌(氓)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属皆从民。”【3】显然，这里的“人”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种群的意义，它更标明了其地位与身份，是相对于“民”而处于“上位”的统治者。相比较而言，“民”则指底层的民众，诸如奴隶、庶民、群氓与草民等底层被统治阶层。《诗经》就有：“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4】。其中“人”与“民”分属不同类别，主从身份清晰可辨。古代文献也有少量联合使用“人民”概念的，但其指向偏重“民”的类别，“人”只是“民”种群归属而已。如《韩非子》中“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5】，《诗经》“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6】等，这里的“人民”泛指黎民百姓与普通民众。

　　西方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也不尽一致。古罗马是最早使用“人民”(people) 一词的地区。他们的“人民”概念集合了贵族与平民，但不包括奴隶，他们认为“人民”是正义的化身，用以对抗外邦“敌人”，所有的对外战争都是为“人民”而战。西方中世纪为神学统治时代，“人民” 成为被统治对象，处于社会底层。直到法国大革命暴发，在推翻神学统治的过程中，政治家们终于发现“人民”群体所具有的政治意义，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们进一步从理论上确立了“人民”概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从此“人民”与“共和”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话语，赋权“人民” 逐渐成为共识。“人民”概念的政治与思想性揭示则直到 19世纪 4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出现。概括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人民”通常指国家权力主体，如“人民主权”“人民民主”“人民专政”“人民国家”“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大众”“人民委员会”“人民代表”“人民英雄”等。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恢复了“人民”的本义，“人民”成为国家构成中的地位、权力、权利及义务等政治涵义。【7】

　　在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政治话语双重影响下，中国近代有识之士开始对“人民”语义概念有了新的觉悟，甚至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现“人民”、赋权“人民”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开始，目标就是消灭“君主主权”，建立“共和”国家体制，确立“人民主权”，企图实现从“皇权”到“绅权”再到“民权”。“人民”的主体身份被逐渐确立，它清晰地标志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历史趋势。到了五四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高潮推动下，更多中国人认识到，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彻底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随后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更进一步确立了“人民”主权重要性与必要性，于是接下来展开的一系列新的革命，都围绕谁是“人民”、如何界定“人民”、谁代表“人民”等一系列中心问题而展开。

　　真正实现对“人民”内涵进行丰富与创造性阐释的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在系统学习与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同志重新明确了“人民”概念的范围——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群体和阶层，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很显然，这种新规定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基础上，针对中国革命实践与特殊国情进行了创造性发展，这里“人民”概念的范围要远远大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范围。毛泽东所指称的“人民”，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还包括中国的中农，所有的手工业者、民族资本家、正常的商人、小商小贩等等，以及一切受压迫剥削的人群，而非“人民”范畴的对象则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大量占有土地的封建地主和富农阶级、官僚资本阶级等。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与主要依靠的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的重大问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新的“人民”语义被发现与运用，将中国无产阶级范围扩大到贫下中农、手工业者、民族资本家等，总量达数亿人，占中国人口 90%，“人民”的概念包括了一切受压迫、受剥削人群;同时，在“人民”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毛泽东“革命统一战线”思想，成为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尤其是“人民主权”的正当性被确立，以革命的形态来完成这一政治整合就具有了某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此，“人民”便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这真是一次最伟大的创举，是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上实现伟大创新的一系列理论的思想基石，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新产物，具有绝对的标志性。它不仅从根本上指导了未来中国革命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自由幸福”的解放之路指明了方向。

　　今天，“人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话语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之一。通过以上梳理，我们清楚看出，“人民”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其语义还会随时代与场域不断改变。有学者基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提出对“人民”概念把握的三重规定性：“一是量的规定性。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对人民的界定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人民是社会的主体，是某一历史时期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二是质的规定性。人民是社会中的进步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三是主体构成的规定性。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范围会发生变化，但构成人民主体的始终是广大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是劳动者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历史。”【8】这种具有理论意义的概括，较为全面地还原了“人民”概念在演进中约定俗成的语义指向。今天的中国“人民”，既是国家与社会的主人，也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所规定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不是分离的各自为阵的关系，而是具有高度内在统一的特征。由此，对“人民”内涵理解就应该从三个层次展开：“一要从整体上即从社会发展动力角度去理解人民，强调人民主权、人民主体、人民力量;二要从群体上即从相互关系角度去理解人民，强调人民共存、共享、共建、共治; 三要从个体上即从生命存在角度去理解人民，强调人民利益、人民权利、人民意愿。”【9】显然这里的“整体”、“群体”与“个体”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所决定与要求的，它对应着社会主义社会中对“人民”的新定位与新发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人民”的构成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与爱国者，其中爱国者包括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以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

　　三、“人民文艺”的历史叙述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最直白的呈现就是“人民文艺”概念的提出与践行。“人民文艺” 是中国近现代探索自身道路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艺形态。它首先肇始于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受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有识之士刻意去寻找适合中国现代的道路，于是引入“共和”的国家体制，以推翻封建帝制。这里的“共和”便是“人民”的共和，是反封建与千年来的帝王专制，还权利于普通大众，即“人民”。在政治权利之外便是文化权利，于是有了将文艺的主权交还于“人民”的诉求。当然，这一阶段对“人民”的认知更多偏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视角，还未能真正提出“人民文艺”的概念。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确立了自己的远大目标——为全中国人民谋解放而不懈奋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创作实践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规模成系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探索。在“左联”掀起的文学艺术浪潮中，我们得以第一次看到那些苦难而挣扎着的“人民”形象。到了延安时期，“人民文艺”的意识才真正被明确确定下来。1942年，在延安举行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的核心宗旨要确定新的文艺方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的理论和实践诸问题。在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针对“新文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它“不是为地主阶级的封建文艺，不是为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文艺，不是为帝国主义的汉奸文艺”，而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我们的“工农大众” 是指“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0】。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文艺方向的根本转变，它明确地规定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文艺作品必须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由此，“延安文艺”也成为“人民文艺”的代名词，并一直延续到解放之后的建国十七年的主流文艺形态，其中“人民性”是其本质特征。”【11】今天我们仍然提倡“人民文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正是这一清晰历史脉络的延续。

　　用历史的视野来审视与梳理“人民文艺”的发展与演变历程，则应该从中国革命整体出发去考察“人民文艺”存在的前提与效应价值。也就是说，“人民文艺”并非单一的文艺表征，它与特定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连，它不能离开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国现代之路的选择，但也绝不是政治的附庸。由此，“人民文艺”本质内涵决定着我们对“人民”如何理解，如何界定“人民”的语义。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从此中国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屈辱史。正是这一现实警醒了中国人，知识分子等有识之士目睹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希望借鉴外国先进的思想与政策，实现中国之蜕变。辛亥革命担当起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重任，在中国道路选择上，他们锁定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观念，目标就是消灭“君主主权”，确立“人民主权”，主张“人民共和”，“人民”被作为“普通大众”而成为资产阶级团结的对象与依靠的力量，但其根本出发点却是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并非赋权人民，而是用启蒙诉求来唤醒民众，成为支持他们的力量。这里的启蒙便是一种“人性”的启蒙，相比较封建帝制，这是对人性的一次新的发掘与保护，针对的是封建压迫与剥削等非人性的不平等社会制度。辛亥革命之后活跃于 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虽然在出发点与程度上均对辛亥革命有本质超越，但其思想基础延续的仍然是人性启蒙，从文化角度看就是顺应着当时世界左翼文化潮流，倡导“普罗大众文艺”。当然，“左联”在表现“人民”形象，特别是反抗压迫与剥削主题上，确实有感召力与煽动性，具有清晰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其价值真正指向并非赋权人民，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核心点，这时的“人民文艺”只是表现“人民”的文艺，并非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艺。

　　直到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真正标志着“人民文艺” 的“人民性”特征的确立，从此对“人民文艺”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毛泽东可以高瞻远瞩地提出新的文艺发展方针呢?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更是基于自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道路探索的深度思考与历史选择。在辛亥革命革命党人寻找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与武器的同时，中国另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也从西方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中国惨烈的现实——中国的普通大众在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压迫与剥削下，生活极为窘迫，自由受到最大限度的限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看到这一现实，毅然决然选择了广大的劳苦大众作为自己的同盟军。19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的建立，创造性地提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土地改革”而受益，成为解放区根据地的新主人，“人民”的神圣称谓也第一次被他们所获得，“人民群众”成为家喻户晓的新概念。这些斗争与建设经验逐渐转化为一种政策与观念，在文艺方针确定过程中，成为有效资源被激活，就有了“人民文艺”的横空出世。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论证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2】。这一论断奠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人民性”的基调，同时开启了社会主义文艺关于“人民”叙述的传统。由此，“人民文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底色。“人民性”是“人民文艺”的基因，只有自觉的、“人民性”获得充分呈现的文艺才能成为“人民文艺”。具有“人民性”的“人民文艺”，自延安时期被确立后，一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指导着各阶段的文艺创作与批评。

　　通过对“人民文艺”的历史回眸，我们清楚看出，“人民文艺”的本质特征是其“人民性”的彰显。但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如何理解与诠释“人民性”并将之引入创作与批评中?如何将“人民文艺”置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展开整体考察，去凸显“人民性”?如何超越单纯的文化理想?如何升华社会主义文化遗产的意义?等等，均需要我们做更多地深入思考。“人民性”更深层的意味是真正赋权人民，它包括外在的制度建设与社会重组，内在的“主体性”塑造与认同。“人民文艺” 要想有创造性演进，则必须与此关联【13】。

　　四、“人民”何以成为艺术创作的中心

　　“人民”成为艺术创作的中心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文艺观的直白表达，也是“人民文艺” 的主导思想与基本方针。围绕这一命题，我们将讨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人民文艺”在历史演进中如何区别于其他类似而性质有别的文艺思想，诸如“左翼文艺”的人性启蒙、苏联文艺的融合阶级性与民族性、消费时代的“大众文艺”等;第二，如何去寻找、发现与表现“人民”，“‘人民’在哪里?”一直是“人民文艺”最核心的诉求，自然也是艺术创作得以展开的前提。

　　首先，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人民文艺”区别于其他文艺形态的本质特征仍然是它的“人民性”，这是决定艺术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的首要条件，也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文艺观。“人民文艺”与“左翼文艺”的区别似难判辨，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社会民众，尤其是早期“左翼”直接秉持的是“无产阶级文艺”的观念，它也是为受压迫大众而作，为他们而呐喊。这里最容易模糊的是对“民众”对象的准确认知，当然关键的分歧根源还是“道路”的选择与“政治诉求”，它也直接导致对文艺思想的确立与价值的设定。我们看近代中国历史，社会性质的讨论与争辩一直贯穿其中，现代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理?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政治规划”? 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很快就出现了宪政危机，接着是国民革命再失败，之后是抗战与国共合作，两条道理或隐或现，但清晰分明。“左翼文艺”依赖的“政治革命”，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依赖城市市民的力量;而“人民文艺”走的是“延安道路”，进行的既是“政治革命”，更是“社会革命”，依赖的对象不仅包括城市，更侧重农村。显然，前者反对的是帝制，信奉的是“民族国家”;后者不仅反帝还同时反封建，要进行全社会革命，追求的是“人民国家”，其中的人民不仅如前者依赖的城市市民，更应包括广大农村的农民。毛泽东对“人民大众”有清晰的定义：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4】。这里的“人民大众”就完全不同于“左翼”认知的对象，他们在“民族国家”想象中，“市民”与“公民”更是他们依赖与团结的对象，“这是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从个人解放转向探寻新的现代社会变革方案，但总体上仍内在于‘唤醒民众’的启蒙诉求中，马克思文艺思想并未融入中国本土经验中，精英知识分子仍然是文化的主体”【15】。由此，无论是 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还是 20世纪 80年代试图复兴“左翼”的文学研究，均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企图取代或包含“人民文学”，显然这是一种模糊“人民文艺”的思潮，本质上是消解“人民性”的存在与艺术创作的出发点。

　　中国的“人民文艺”与苏联的“人民文艺”的差异性与区别，则并不复杂。中国与苏联走的虽然都是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也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但两国国情有别，其道路的选择必然不同。苏联所选择的道路是在产业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演变为苏联国家的实践，这就决定了它的“人民”更多地是产业工人，它的“人民性”强调了俄罗斯的民族性与阶级性及其融合，完全不同于中国“人民”的底层性质。我们看早期苏联的小说、电影以及一些主题性绘画等均呈现着这一特征。至于消费时代的“大众文艺”，与“人民文艺”完成不能同日而语。资本扩张与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充斥着“大众文艺”的形式与内容，媚世、低俗、碎片化与浅白，它与“人民文艺”最本质的差异就是对具有神圣性的“人民性”的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娱乐至死”! 这种仅存“躯壳”的所谓文艺，其实“主体”被隐藏，“大众”也只是一种模糊的存在，而且被矮化与弱智化，这是在让文艺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走向抄底。

　　第二，“人民”在哪里?这是对“人民”的寻找、发现与表现，它直接关联“以人民为中心” 文艺观的实际践行。前面通过对“人民”概念认知的讨论，进而将“人民文艺”置入特定的历史加以考察，我们发现，针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实，自从延安时期重新诠释与提出“人民”与“人民文艺”之后，“人民”的本质内涵一直没有发生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各阶段革命与建设侧重点不同，“人民”作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也被赋予不同的任务与职责。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由“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他们分别对应——领导革命的阶级、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革命战争的主力、革命的同盟者。到了新中国成立， “现代民族国家”得以成立，“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社会主义革命取代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便成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6】由此，“人民”的队伍相对具有了一致性，他们的个人身份与社会阶层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十分相似，不存在太大的不同，可以说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人民”中的个体都是趋同的、基本相似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民”的对象的范围与归类随之发生改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我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17】。邓小平这一“人民”的论述被之后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所继承与发展，今天的“人民”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主人，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

　　“人民”语义概念与类别范围的变化，预示着我们在对“人民”寻找中的策略与路径。针对今天的“人民”，正如现代汉语概括性释义的——社会基本成员主体的劳动群众，他们不再是抽象或政治性概念与对象，而是中国新时代社会生活中每个活生生的个体以及由他们派生出的人间万象。由此，这里所寻找的“人民”，便是那鲜活的每个个体及其组成的社会关系;这里所发现的“人民”，就是这些个体及其组成的社会关系进行的工作、生活的过程与状态;我们所要表现的“人民”，还是被发现的个体及其组成的社会关系工作、生活的过程与状态转化出的艺术趣味与思想预设。概括说，我们要寻找、发现与表现的“人民”，既是艺术创作的“对象”——社会基本成员主体的劳动群众，其中包括了艺术家“自我”，更是关联他们工作与生活的细节、背后的思想与文化。当然我们创作的艺术形式也应该为这些“人民”所接受，并形成审美的感染、情感的愉悦与思想的启迪。这种被发现的“人民”，赋予了艺术作品真正的“人民性”——一种植根中国大地的“人民文艺”，同时负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的文艺”，是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

　　结语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着重强调了艺术创作中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既要从“人民” 语义概念的规定性出发，结合中国道路在不同阶段的选择，整体加以观察;同时更要思考特定情境下如何通过文艺作品去塑造“人民”的主体性，这是超越赋权“人民”更具深层意义的文化作为，也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性”为“人民文艺”特质的基本保证。今天，在社会阶层高度分化、民众利益趋于多元、大众民主遭遇危机的现实条件下，在互联网兴起、宏大叙事解体的媒体环境下，在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充斥每个角落的现实之中，海外资本还在不断积聚与侵蚀文化与艺术领地，如何顺应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秉持党的文艺方针，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念，将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作为每个个体组成的“人民”，已经成为一个经济收入不均等、个体思想存在差异、审美趣味多样化、地区贫富不平衡，“人民”已经成为带有强烈而丰富的个性化色彩的群体，“人民性”也不再是一个绝对固化、明确、整齐、一致的特征，文艺创作如何面对时代巨变而创造出能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新期待的精神食粮，仍然是我们需要继续讨论的重要课题。“人民”绝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由一个个具体鲜活人的集合，他们有情感、懂爱恨，他们既追逐梦想又时常失落，甚至也会为生活而挣扎地活着，他们还会因各种日常的琐事发生矛盾，产生冲突，这才是最为真实而现实的社会人。“如果‘热爱人民’只是停留于口号，如何做到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如果让社会效益屈从于市场价值，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又如何谈得上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放歌?为人民就要爱人民，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 贴近人民，就要拆除‘心’的围墙，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以文艺观照现实、温润心灵、涵养精神，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18】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更清楚理解了“人民”的真正指向，它是指全体中国人，各阶层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事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的人。它是指中国人的生活与工作，“人民”的“日常”，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行为，他们作为中国一份子的意义。“人民”延伸的存在就是日常生活本身。那么，何以让“人民”真正成为艺术创作的“中心”呢?这是我们对“人民”的认知、理解与深度接触后转换的一种感受，它要呈现我们的真情。作为表现“对象”，“人民”何以由生活对象转换为艺术形象，这是一种“体验”的表达，是有真情实感的呈现。创作者被感动了，作品才能真正感动人。这种感动来源于对“人民”的热爱与体验，是真情与深度的复合。

　　(本文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艺术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薛良. 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创作始末 [J]. 艺术品，2015 年 9 月刊。

　　【2】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5 版，第 1146 页。

　　【3】《说文解字》卷八“人部”、卷十二“民部”，清代陈昌治刻本。

　　【4】周振甫 . 诗经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版。

　　【5】陈秉才注. 韩非子·五蠹 [M].《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版。

　　【6】周振甫 . 诗经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版。

　　【7】虞崇胜、余扬 .“人民”概念的中国语境与语义周振甫 . 诗经译注 [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

　　【8】虞崇胜、余扬.“人民”概念的中国语境与语义 [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 2期。

　　【9】虞崇胜、余扬 .“人民”概念的中国语境与语义 [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 2期。

　　【10】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A].《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11】罗岗、张高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返“人民文艺”：萝岗教授访谈 [J].《当代文坛》，2018年，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