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照现实的一面镜子──谈马国强的人物画

　　画中国人物画比画其他画种难，画现代人物画更难，而画好现代人物画尤其难。人物画在中国尽管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但传统的人物画可供借鉴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多。对当代的画家来说，现代人物画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其初一些画人物的画家后来更弦画山水、花鸟去了，只有少数“顽固”者还坚守着人物画这块阵地。马国强便是其中固守阵地并卓有成就的一位。

　　新闻与美术本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抵牾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作为河南一家著名报纸的掌门，还是作为中原国画界的领军人物，马国强都能将二者有机地调和在一起，使之相得益彰。当然，一方面他也为自己没能去当一位职业画家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也庆幸自己所从事的新闻职业给自己潜入社会、深入生活等带来诸多“天赐之便”。因而，他把他所从事的新闻视为一方“热土”，把所钟情的绘画当作一片“绿地”，他本人则喻之为游离于二者之间的“两栖动物”。正是这种心态，使他在长期的新闻生涯中，利用其“天赐之便”，较之一些职业画家更多了一份新闻敏感式的切入，并往往得来“塞翁之福”。也正是由于置身于梳理新闻职业与绘画专业二者之间矛盾的磨练与修炼，使其在处理各种复杂的艺术问题，尤其是处理绘画本身的一些矛盾时，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大凡一位成功的画家都要经历一段彷徨、迷惘的探索过程。马国强作为美术科班出身，先是学工笔，兼攻小写意，且有所成，后受时风影响，一度又觉得中国画应大笔纵横、水墨淋漓，或逸笔草草，形怪体异。于是，弃工笔、小写意而转事泼墨大写意，然久而久之，总觉得欠了些理性，少了点平实。于是又掉头折回到了小写意。且不论马国强选择大写意的得与失，也不是说大写意就不好，单就画家的个性而言，他虽是性情中人，但更多的则是潜藏在骨子里的纯厚与质朴、内向与理性。就此，便不难理解，正当画家本人挥洒得如痴如醉、翻江倒海之时，突然打住，重新回到小写意上，并以他新闻工作者的阅历与敏感，创作出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形象的作品，从而形成了重写实、重表现的独特的形式语言和风格技巧。

　　无可置疑，人物画是最能表现社会和时代本质的一个画种，它本身要求人物画家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素养要高，要更加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对社会和人要研究得更深更透。人物画家离开人所赖以生存的土地，是不可能激发出艺术活力和生机的，纵使他有再高的天赋和再好的技艺。自“85思潮”以来，美术界时不时出现贬抑现实主义及其写实手法的现象。而实践证明，现实主义无论作为偏重“写实”的创作方法，还是作为关注人生的一种艺术精神，虽几度沉浮，历尽沧桑，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将成为中国美术发展的主流。而那些无病****，矫揉造作，一味变形夸张，追求偶然效果，疏离现实生活与当代人的笔墨游戏，终久成不了大气候。基于此，马国强固执地选择了现实主义及其写实手法，追求具象造型，其作品表现出画家深厚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

　　传统的中国画尤重笔墨，造型则放在其次。南齐谢赫的“六法”即把“骨法用笔”搁置在“应物象形”之前。而在国强先生看来，造型应在笔墨之前。因为，“离开了造型因素的依托，纯粹的笔墨是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品评其高下的标准的。”①并认为造型能力是检验中国人物画水平的第一把尺子。笔者认为，马氏这种观点虽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中国人物画，而对注重写实的他来说，自有其道理。目前，在中国画中，以写实的手法来刻画形象，的确应首先解决造型问题，否则，纯粹的笔墨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近些年来，水墨人物画陷入误区，其重要原因是在对待造型与笔墨的关系上，贬造型褒笔墨，从而导致了水墨人物画的“缺钙”。不少人物画家一味讲求返古式的“空灵”、“放逸”、“洒脱”的笔墨，却再次沦为公共笔墨的范式而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对传统笔墨独特的理解与开拓，特别是缺乏对表现当代人精神气质与生活风貌的勇气与能力。国强先生基于体验和感受的艺术生活观，使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雄辩的实践性。正象黄胄先生当年所反复强调的，“在生活中练功夫，在生活中起草稿。”用鲁迅先生的话就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国强先生在生活中“起草稿”就是画速写，就是眼、心、手的结合，也正是古人所说的“澄怀味象”。有人说，马国强的画与黄胄一样，是用毛笔和水墨画速写，由于作品过多的速写因素，某种意义上淡化了作品的“内在经营”。然而，速写也正是国强先生扒拉生活这块沃土的铁锹和镐头，是其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大自然的笔记和心得。直言不讳地说，毛笔加速写不是国强人物画成功的秘密武器，却是其人物画成功的有力武器。早先，人们就贬抑过黄胄，但今天的马国强和过去的黄胄一样，都坚持着自己高傲的、伟岸的执拗，用这种最能直接、最能快速反映生活、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段，展现着自己的才情与理想，成功与否，任后人臧否、评说。

　　有人欲把马国强的画归入“文人画”一类，原因是他曾画过不少具有“文人画”色彩的高士、仕女图及其笔墨上的放逸之气。他的确对传统“文人画”有过钟情与倾心。然而，以“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很高审美品格的中国传统“文人画”，虽然是世界艺术百花园中的瑰宝，但随着它的发展，非绘画性的东西在不断强化，绘画本身的因素却在削弱。于是，他才中途而返。如今，国强先生的写实画里也不乏逸笔，但并非纯粹草草的写意画家那样刻意追求水墨的偶然效果，作品中摄取更多的是理性思考。因此，用旧式“文人画”的价值体系来指点马国强的艺术无疑是一种错位。因为他不属于过去，而应属于当代。国强的艺术根基是劳动人民的赤子情怀，他的艺术超越了地域和民族，负荷着人类真善美的理想。对于人物画家来说，没有比具有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更重要的了。

　　作为刚刚步入中年时代的画家，马国强从中学到大学，不仅接受了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伦勃朗，也接受了中国的徐悲鸿、蒋兆和与黄胄，这些以具象艺术的体系的严格教育，这些中西先哲们的思想光辉的启蒙，使其从人民大众中起来的画家永远无法抛却的。因此，马国强在创作时，总试图从具象的造型后面去寻找其精神内涵和形式意义。其实，国强先生偏爱和偏重写实，并非一味写实或完全写实，更不是也不该武断地说写实好，写意不好，而是基于人物画创作不可避免甚至也不必要避免写实性的过程和因素。他的人物画的造型特征是中国传统的“似与不似”。其次，他把写实性作为“外师造化”、体验生命和贴近当代生活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解决造型问题。刘国辉先生有一番话说得好：“毫无疑问，人物画是以人物形象为审美主体的，是塑造感人的人物形象来传递艺术家对生活对世界的评介，来寄托作者的情思、爱憎。但是，对于造型研究的退化正是传统绘画的失落，无疑这是人物画致命的内伤。今天我们把更多的关心给予造型的研究这是非常必要了。在人物画中，能‘似’又能‘不似’的大致是下过功夫的美术工作者。如果只能‘不似’而不能‘似’的，就有二种可能了：‘大师’或是‘骗子’。”②马国强坚持写生，尤其把速写作为日课，坚持不辍。他扎实的素描功底和勤奋的速写训练而就的非凡的造型能力，为其日后的写生、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的画并没有生搬西画明暗块面的观念与手法，而是汲取造型养分的同时，更强调线条生命的意义。他以书法入画，中锋与侧锋的线条自如地游走于宣纸之上，其节奏、力度充分体现着画家的生命律动。从其疏密有致的娴熟的线条中，不仅体现出一种视觉的征服力，也蕴含着画家更深层的意味。

　　对于线的理解与运用，国强先生始终把握着两个原则：一是用线去代替皴、擦、染，从而使形象在线的造型中产生体积感，此时的线已不单纯是形象的轮廓线和图案线。二是对线本身的驾驭能力。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自如地将疏密、浓淡、粗细、长短、干湿等各种线条加以综合运用，其线条变化就象一大堆高低、长短不同的音符谱成的乐曲，在画面上构成一幅无声的旋律。同时，他的线还给人一种“毛”、“涩”的质感。

　　在艺术与技术或艺术家与匠人的关系上，马国强认为，画画其实是门手艺，艺术家只不过是多了些想法而少了些重复，而要成为艺术家又必须首先有匠人的一手“绝活”。亦即，没有最初的技术，就谈不上后来的艺术，艺术是技术基础上的升华。

　　在形与神的关系上，马国强对“形易神难”这一金科玉律并不持异议，但也坚持“神难，形亦不易”的观点。他把形神视为一体，如同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而，仍把形视为基础，并放在第一位。

　　由此可见，国强先生一味坚持并不厌其烦地在造型与笔墨、写实与写意、技术与艺术、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前者，以至于使人产生一些误解。其实，他并没有轻视后者的意思，而是他太看重基本功了。

　　另外，是题材方面。人物画创作的中心问题是题材问题，但这一问题却长期未能真正得到解决。人物画既然是表现人，就离不开用正确健全的思考来指导创作。如果脱离了社会生活，完全沉溺于自我，或者把人物画当成纯技巧的笔墨游戏，抽掉了思想与灵魂，也就丢掉了人物画有别于其他画种的自身价值。相反，真诚地去反映生活，去描绘新形态下的人，在这过程中磨砺和发展表现方法、表现语言，包括把传统型的笔墨形态发展成现代型的笔墨形态，这样我们就能跳出牛角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片广阔的世界。在这方面，马国强是做得较为成功的一位。国强先生的人物画按题材大致可分为三个系列：一类是表现领袖与人民鱼水之情、反映大变革时代人们精神风貌的主题性绘画，如《十里长街哭总理》、《春暖》、《少奇和我们》、《小海军，你好》、《地层深处的太阳》、《上河工》、《进城》等。这类作品不仅注重场景的描绘，更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为了描绘得更细、挖掘得更深，画家有时采用工笔重彩。这类作品是画家本人最为珍爱的，可以说是画家艺术道路的真实记录。一类是具有浓重“文人画”色彩的意笔人物。这类题材主要是一些古代高士和仕女，既酣畅放逸，又能放能收，颇得任伯年笔意。这些作品虽被画家自责为“误入歧途”，但这一时期的大写意，为其后来形成重造型亦不失笔墨意趣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类是表现普通人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又可分为“黄土系列”、“藏民系列”、“彝女系列”、“惠安女系列”。无论哪个系列，画家都能抓住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风情各异的普通人物身上的勤劳、质朴、善良这一共同特征，并将其描绘得绚烂多姿。画坛上，不少人物画家把人物题材多限定在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刻画上，而象国强先生能将几个地区、几个民族的风情刻画得栩栩如生，鲜明独特，在国内当属少数。而且，从其一系列甚或每件作品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都是依照不同的主题和选材需要来选择和运用造型与笔墨形式的，或工笔，或大写意，或小写意，或连工带写，可谓因地制宜，恰当自如。恐怕这也是画坛对其创作给予高度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国强先生对其人物画创作的态度是真诚的、煞费经营的，可谓“搜尽奇峰打草稿”，而其心态却是平常心。他有一句口头禅，即：“好画画、画好画、画画好”。这应是他艺术观的真实写照。正是循着这种艺术观或曰艺术精神，他在现实这块土地上，把犁头划得会愈来愈深。

　　2002年秋于虚静斋

　　注释：

　　①马国强《砚边自语》 《美术》1998年第5期。

　　②刘国辉《中国画人物画琐谈》 《美术观察》1997年第1期。

　　作者简介：常平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席、《美术学刊》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