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丨邵丽《黄河故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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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著名作家邵丽《黄河故事》问鼎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首奖。此前本篇已荣获多个文学奖项。以下为《黄河故事》全文,首发于《人民文学》2020年06期。
二
我跑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殡仪馆。新开的道路横七竖八,连导航都常常弄错。周围布满了盖好的和正在盖的高楼大厦。世界在破坏中得以重建,但的确福祸相依,看是对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人而言。死者为大,宜静不宜动。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长逻辑,但也习惯于模式克隆。有时候从郑东新区走过,我觉得自己好像并没有离开深圳,从建筑到周围的绿化,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绕了半天找不到方向,我只好停车向路边的一个老人问路。老人去掉头上的草帽,一张黢黑苍老的脸,我竟然认出他是过去我们村里的一个人,但是叫什么名字已经记不得了。我下了车,向他问好。他狐疑地看了我半天。我说出我父亲的名字。他看着我,擦了好几下眼睛,好像要哭的样子。估计他是沙眼,当地人叫风流眼,遇风流泪。他说他不愿意搬离这个村子,但是房子都拆完了,他就在工地上给人家帮忙,干点力所能及的零活。他虽然没我母亲年龄大,但也很老了,应该像我母亲一样,住在某个孩子家里享清福。
他朝右前方的一个地方指了指说,咱们村里死了的都在那挺着。“挺着”就是躺着的意思。我的父亲也在那个几乎看不到的地方挺着吗?我仔细看才看到一片灰砖建筑,它被灰头土脸的夹在几条道路中间,只是因为有一个在顶端抹了白漆的烟囱,才能让人勉强认出它来。这个建了不到十年的建筑,又面临着拆迁,它将成为饥不择食的城市胃口里的一粒齑粉。
我们那儿过去是郑州郊区比较偏远的村庄,不过村子靠近黄河,与我们紧邻的圃田,曾经出过一个叫列子的名人。这里在公元前400多年之前就被称作郑国,但郑国长的啥样,早已面目皆非了。不消说黄河水频繁泛滥,造了被毁,毁了再造。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原来居住的村庄也早已经被那只巨大的城市之胃吞没了,舔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圃田竟然还有遗存,列子当年隐居修炼的那座屋子还在,据说已经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子在当地的传说颇多,除了是什么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还是养生专家,非常会吃。连庄子都夸他会轻功,能“御风而行”。这个传说跟当地人的会吃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据说国宴师傅很多都是来自这个地方。
如今,高速公路从此穿行而过,那些在这片土地上种植、恋爱、争吵和繁衍的人们不知所终。现在这里已经规划成一个市内森林公园,城区还在不断地扩充。他们模仿别的城市,将一些不知从哪里弄的古树移植过来,在这里生长得从容和傲慢,好像它们几百年前就住在这里似的。倒是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举目萧然,无所凭依。
跟老人告别的时候,他问:“你妈还在不?”
我说:“还在。身体还好着呢!”
“嗯。”他把草帽戴上,低头摆弄着手里的扫帚,“你姐可是发大财了。你们姐弟几个都发财了。唉,”他目光犹疑了一下又说,“那又能咋样呢?你爸死了恁多年了。你妈倒是享福了。你爸死时候,还是我们几个人跑了几十里从河下沿抬回来的。”
他估计并没闹清楚我是我父母的哪个孩子。
“我爸的尸体那时候是怎么发现的呢?”我抓住仅有的一点机会,想跟他聊几句我爸。可他不再搭理我,只顾低头扫他的地去了,顷刻间我们之间沙尘横飞。
在城市的驱赶下,父亲的骨灰也搬迁了好几次。现在没地方去,只好暂时寄存在殡仪馆的骨灰堂里,跟无数素不相识的人挤挤挨挨相依为命。这已经是他的第三个栖息之地了。父亲命苦,生前没有过几天安生日子,死后也颠沛流离,不得安宁。更可悲的是,写着他名字的骨灰盒里,装的也许根本就不是他的骨灰,甚至也不是某一个人的骨灰,而是很多人的骨灰。这事儿细想起来真的很恐怖,幸亏我父亲性格好,没有什么仇人——在第二次搬家的时候,运骨灰的卡车在道路上发生了侧翻,所有的骨灰都撒了出来。当时殡仪馆严密封锁消息,很多年后我们才从别人口中得知。但大家都像我们一样,把它视为无稽之谈,更没人去殡仪馆闹事,都宁愿相信自己亲人的骨灰没有问题。
何止如此呢?父亲的死,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不过也说不定,也许根本没有什么谜。但是,在他死的前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母亲更是守口如瓶。虽然当时甚至其后很长时间,村里还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是我母亲逼死了父亲。但毕竟只是胡乱猜测,拿不到台面上。况且他堂堂七尺男儿,怎么可能会被一个比他矮一头的女人逼死?也太说不过去了。我只记得之前几天,母亲曾经跟父亲在食品站闹过一场,但那绝不至于让父亲轻生。况且那个事情过去之后,母亲回家并没有再跟父亲继续闹腾,甚至提都没再提这件事,父母两个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反常。
我父母一共生了我们姐弟五个,前面我们三个姊妹像下饺子似地来到人世间。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们家是母亲当家,满屋满院都是母亲。父亲像是一个影子,悄没声地回来,悄没声地走。母亲每天忙忙碌碌,忙完地里忙家里。可是父亲像个没事人一样,不是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去帮人家做菜,吃一顿饱饭心满意足地回来,就是跟着一群人去打兔子钓鱼,好像他是这个家里的过客。
等添了我弟弟最小的妹妹,家里日子更不好过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找下顿。父亲虽然不干什么活儿,但饭量很大,估计很多时候都吃不饱。有时候他站起来去盛第二碗饭,母亲就会看着自己的饭碗,恶狠狠地小声骂道:“贪吃鬼!”母亲生气时的脸很黑,骂人的时候更黑,又穿一身蓝黑衣服,像一团沾满墨汁的废纸堆在那里。有时候她骂完,把碗咣当一声搁在桌子上,两只手搬着自己的一只腿,斜欠着身子坐在那里生气。她也不光生父亲的气,也生自己的气,生一堆儿女的气。我母亲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生气。她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跟她的想法格格不入。
我虽然小,也明白母亲骂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每当她这样骂父亲的时候,我们吃完各自碗里的东西,也不敢再去盛饭了。这倒成了一件体面事,母亲老是拿这事在外面夸自家的孩子懂事,说,我们家要是饭做少了,根本吃不完,孩子们那个懂事啊,你让我,我让你,谁都不肯吃;做多了反而不够吃,孩子们抢着吃。
在家里母亲倒是很少当着我们的面数叨父亲,有时候他们吵架也是回到自己屋子里,关着门吵。只是有一次中午,除了干菜和一点玉米面,母亲实在找不到更多做饭的东西。而父亲却从人家的宴席上吃得油汪汪地回来。母亲气得把水瓢都摔碎了,当着我们的面口不择言地数叨起父亲来,说,“只有地痞流氓二流子才光顾着自己那张嘴,一人吃饱全家都不饿了吗?”
我父亲有时也会带一些剩饭菜回来,香气诱人。如果不被我母亲看到也就罢了,我们几个狼吞虎咽地吃一顿。若是被我母亲迎面碰到,她就一把躲过来扔在地上:
“连要饭的都不会吃人家的剩嘴头子!”
父亲也不辩解,闷声不响地回到屋子里,坐在凳子上抽耳朵上夹回来的那支烟,他不会抽烟,总被那明明灭灭的火和一团雾气弄得挤眉弄眼的。要么就面无表情地看着地下,很像在煞有介事地思考人生重大问题。
我们趁母亲转身的功夫,狼一样地抢食地上的食物。这更加让母亲恼羞成怒,她过去用脚踩,把馒头踢飞,然后逮着谁,迎头就是一巴掌。大的哭小的跳,场面甚是壮观,很像武打片里的一场群殴戏。
由此,我母亲更加仇视我父亲,所有的混乱不堪都是他带给这个家的。母亲需要稳定,需要长卑有序的尊严和面子,需要家要有个家的样子。而父亲就是破坏秩序的始作俑者。
上学之后才听村里的老辈人说,我爷爷和我姥爷是世交。爷爷是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写一手好字,开的药方都被人当字帖用。姥爷家境富裕,是三村五里闻名遐迩的乡绅,也写得一手好书法。两个人到一起,就是写字、下棋、喝酒。据说我爷爷最佩服的人就是我姥爷,说他人仗义,事儿做得公道。要是没有我姥爷主持公道,村子早就乱得没有章法了。
母亲从未说起过他们,父亲也没说过。只是有一次我大姐入团要填表,问起姥爷和爷爷来。我正在纳鞋底子的母亲突然抬起头来,显出一脸的自豪。她说:“你姥爷,真没白活!”后来听我二姨说,枪毙我姥爷的时候,正在上中学的母亲就穿着上白下蓝的学生装,站在离他爹很近的地方。枪响之后,血沫子顺着风扑了我母亲满脸满身,她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爷爷也没白活!他跟你们姥爷一样都是体面人。”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你姥爷拄着拐棍儿往村里一站,那没有不听他说话的。再大的事儿,他只要站那儿三说两说,什么事儿都摆平了。”
父亲出走的那天夜里,天气非常恶劣,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我们早早就上了床。半夜里我们突然被他们房间发生的激烈争吵弄醒了,然后就听见有什么东西被打碎和我弟弟惊恐的哭声。我们姊妹四个的房间与父母隔一间堂屋,他们住东屋,我们住西屋,弟弟跟着他们睡。
大约半个小时后,他们房间里安静了下来。除了听见外面的风声雨声,夜晚屋子里静得吓人,仿佛能听见我们几个的心跳。不过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起来看看。刚开始的时候,被惊醒的小妹吓得想哭。大姐在她脸上狠狠拧了一把,她缩进被窝里再也没敢出声。
第二天早上我们才发现父亲不在。第三天,第四天,天气转晴了,万里无云,世事一派祥和。但我们再也没见到父亲。
母亲依然忙里忙外,操持着一家人的吃喝。我们没有一个人问起过他,好像家里压根就没有这个人似的。
第五天早上,我们还在梦里,就被母亲一个一个从被窝里拽起来。她让我们立马穿上衣服,往我们每人头上和腰里勒上一条白布。她冲我们喊,“都出去哭吧,你爹死了!”
二姐听了,坐在床上哭了起来。母亲一把把她拽起来吼道:“哭什么?要哭去后面好好哭!”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好大的怒气。
那时我刚从二姨家回到这个家不久,心里根本不知道害怕。我们跟着母亲,来到屋后的院子里,看到院子中间的席子上躺着一个巨大的尸体,被水泡得像一头牛,浑身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头肿胀得像一个粪筐那么大。这怎么会是我们清秀瘦弱的父亲呢?我犹犹豫豫地站在那里。母亲不由分说便把我按跪下,然后就嚎啕起来。我们扭头看着母亲,她移开捂在脸上的手巾,拿眼睛狠狠地剜我们,我们只好也学她的样子,跟着嚎哭起来。
二姐只是默默地流泪。
在我们村子里,我们这个姓氏是一门很小的人家,没人出头管事儿,再加之父亲又是横死,所以也没举办什么葬礼。我们哭了一场,就把父亲草草送到火葬场了。
事后听母亲跟村上的人说,黄河水那么凶险,哪一年不淹死一堆人?父亲是趁下大雨到黄河捞鱼,被大水卷走了。再后来,母亲说起这事儿的时候,总是会在后面加上几句:“摔死的都是会骑马的,淹死的都是会洑水的。许是饿死鬼托生的,怎么那么贪吃呢?”
此次之后,再说起父亲,她都喊他“饿死鬼。”
我那时候懵懵懂懂的,听了母亲这话,真是觉得父亲是自己找死。他太贪吃了,下那么大的雨去打什么鱼呢?除了二姐,本来我们几个跟父亲也没多少感情,他死了也就死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们甚至还有点庆幸,家里的空气应该不会再那么紧张了吧?
几十年后,母亲给父亲选择了黄河边的邙山墓地。母亲说,你爸活着的时候喜欢去北边的黄河打鱼,就葬在那里。我也觉得那个地方不错,人家的广告语就是“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虽然那个北邙说的是洛阳,但是邙山东西狭长,黄河边的邙山的确也属于北邙。
我找了好几个老同学,他们还都在管事儿的位置上,但是价格怎么也压不下来,五十万已经是最少的了。对于快速发展的城市来说,墓地本来就是稀缺资源,而邙山墓地更是寸土寸金。
母亲想把父亲安置在这里,不知道考虑了多长时间,肯定不是突发奇想,但也不会谋划很久,她是个心里存不住事儿的人——只有父亲的事情除外,那是她的黑匣子,也许父亲根本就没什么事儿。那到底是什么事情促使母亲做出给父亲买墓地这个决定的呢?她是突然想到还是悟到了生命中的某个东西?
那天我给母亲打电话,问她给大姐二姐和弟弟说了没有。我说虽然我的房子可以卖两百来万,但一下子也出不了手。这几年生意上连续投资,手上也没闲钱啊。母亲不耐烦地说:“打了!都打了!”
其实,开始我就知道让我们姐弟几个每人都拿钱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母亲就是想要我主动说出来,所有的费用我一个人出。这话我早憋在喉咙口了,不吐出来,是不想让她觉得太随便,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况且各自是一家人,我可以在姊妹困难时帮他们一把,但每次把责任都推给我,显然令我不快。要是我遇着困难他们帮不帮我,就难说了。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现在母亲的态度突然转变了,立场似乎很鲜明。她斩钉截铁地给我说:“我也想通了,这不是谁拿不拿的事儿,不是谁钱多谁钱少的事儿,而是你们几个,都得对你爸尽尽孝心!”
“你爸好歹也是一辈子,你们现在吃香的喝辣的,都这么好,做儿女不尽一点孝,良心上过得去吗?”
我天!这是我母亲吗?是从她口里说出来的话吗?一辈子否定自己丈夫,否定得完全彻底,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她这是怎么了?这话从她口中一说出来,我在电话这头差点笑出声。可想想又有点沉重起来,无论如何,不管她是怎样想的,现在她能对我父亲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儿,至少对我们这些孩子们的感情算是一点弥补、一点安慰吧——那感情的缺口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模糊过,但只要认真打量,它依然在那里,从来没有消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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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 邵丽
邵丽,汉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现任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作家》等全国大型刊物,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选载,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曾获《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第十五、十六届百花奖中篇小说奖,第十届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等多项国家大型刊物奖。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黄河故事》获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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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芯
大河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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